以此事件為例，高校開放的反對者認為，校園過度開放會帶來安全隱患，讓校園環境變得嘈雜，干擾正常的教學環境，影響在校師生的利益。這種觀點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。
打人的家長當然做錯了。孩子踢球砸中他人，真誠道歉、妥善處理，大概率能化干戈為玉帛。即便彼此達不成和解，在沖突中保持克制，而不是沖動甚至動手，對身邊的孩子來說，也是一種示范。但是，這一事件不應該讓高校剛剛打開的校門又開 " 倒車 "。近年來，在輿論的持續呼吁下，高校逐步重新開放了疫情期間關閉的大門，這一改變來之不易。但說實話，目前高校的開放程度仍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。一些著名的高校，預約的名額經常是一號難求。
因此，我們不應再糾結于高校是否應該開放的問題。即便發生了這樣的沖突事件，答案依然明確：高校應當開放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，高校應如何開放，以及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應凝聚怎樣的共識。
談到高校如何開放，輿論中有一種聲音——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開放校門。這話當然沒錯，對任何一所學校來說，校園安全都是重中之重。但問題是：我們是否應該追求絕對的安全？如果追求絕對安全，代價又是什么？進一步說，哪些風險是必須極力避免的，而哪些風險是可以接受的？在談論校園安全至上時，我們要避免陷入安全主義的泥沼。在這個泥沼里，" 安全 " 是壓倒一切的，無論潛在的危險多么微不足道。
封閉可以減少風險，開放會帶來更多隱患，這就是硬幣的兩面， " 既要 "" 又要 " 是不現實的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因為可能的風險就把大學校門關上。輿論從來沒有呼吁過中小學開放校門，是因為中小學生年齡小，需要提供比普通公眾更高標準的保護，包括校門封閉、保安值守。中小學的校方對校園安全也負有更大更細的責任。作為準成年人的大學生不一樣，包裹著他們讓其享有比普通公眾更高的安全保護，對年輕人的成長并沒有好處。學者格雷格 · 盧金諾夫與喬納森 · 海特在合著的《嬌慣的心靈：鋼鐵是怎么沒煉成的？》一書中，就批評了當前這種對安全的迷思。作者認為，安全主義是對年輕人的一種剝奪，他們因此失去的，恰是反脆弱的心靈需要的經驗。越保護，越脆弱。
坦率地說，疫情期間校園的封閉，拉低了人們對風險容忍的閾值。如果在從前，上海交大發生的這種小沖突，可能上不了新聞，也引發不了爭議。這對校方來說，無疑會形成一種壓力，進而磨損學校開放的動力。
所謂安全至上以及其帶來的無限責任的壓力，影響的不僅僅是高校大門的開放，還包括中小學和幼兒園的教育方式。課間不讓孩子下樓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2024 年 9 月，教育部明確中小學生課間從 10 分鐘延長到 15 分鐘；輿論也一直呼吁改變 " 課間圈養 " 的現象，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。有的學校一度允許學生課間去操場，但偶然發生一次小受傷事故后，就又回歸原樣。孩子們大課間在戶外的活動，更多是在老師帶領下進行的，鮮有純粹的自由的玩耍。這些現象背后的本質，是整個社會對安全的過度敏感，讓各方都緊繃心弦，壓擠的卻是孩子成長的空間。《嬌慣的心靈》一書中寫道：孩子們需要一些散漫的、無人看管的時間，否則就不足以學會如何判斷風險，并操練如何應對生活中的不如意，如挫折、倦怠和人際沖突。
是時候從 " 安全主義 " 的泥沼中走出來了，我們需要凝聚新的共識：在保障基本安全的前提下，適度接受一些不可避免的風險，讓高校的大門進一步打開，也讓青少年和兒童在適度的保護中成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