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此事件為例,高校開放的反對者認為,校園過度開放會帶來安全隱患,讓校園環境變得嘈雜,干擾正常的教學環境,影響在校師生的利益。這種觀點聽起來似乎不無道理。
打人的家長當然做錯了。孩子踢球砸中他人,真誠道歉、妥善處理,大概率能化干戈為玉帛。即便彼此達不成和解,在沖突中保持克制,而不是沖動甚至動手,對身邊的孩子來說,也是一種示范。但是,這一事件不應該讓高校剛剛打開的校門又開 " 倒車 "。近年來,在輿論的持續呼吁下,高校逐步重新開放了疫情期間關閉的大門,這一改變來之不易。但說實話,目前高校的開放程度仍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。一些著名的高校,預約的名額經常是一號難求。
因此,我們不應再糾結于高校是否應該開放的問題。即便發生了這樣的沖突事件,答案依然明確:高校應當開放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,高校應如何開放,以及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應凝聚怎樣的共識。
談到高校如何開放,輿論中有一種聲音——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開放校門。這話當然沒錯,對任何一所學校來說,校園安全都是重中之重。但問題是:我們是否應該追求絕對的安全?如果追求絕對安全,代價又是什么?進一步說,哪些風險是必須極力避免的,而哪些風險是可以接受的?在談論校園安全至上時,我們要避免陷入安全主義的泥沼。在這個泥沼里," 安全 " 是壓倒一切的,無論潛在的危險多么微不足道。
封閉可以減少風險,開放會帶來更多隱患,這就是硬幣的兩面, " 既要 "" 又要 " 是不現實的。但是,我們不能因為可能的風險就把大學校門關上。輿論從來沒有呼吁過中小學開放校門,是因為中小學生年齡小,需要提供比普通公眾更高標準的保護,包括校門封閉、保安值守。中小學的校方對校園安全也負有更大更細的責任。作為準成年人的大學生不一樣,包裹著他們讓其享有比普通公眾更高的安全保護,對年輕人的成長并沒有好處。學者格雷格 · 盧金諾夫與喬納森 · 海特在合著的《嬌慣的心靈:鋼鐵是怎么沒煉成的?》一書中,就批評了當前這種對安全的迷思。作者認為,安全主義是對年輕人的一種剝奪,他們因此失去的,恰是反脆弱的心靈需要的經驗。越保護,越脆弱。
坦率地說,疫情期間校園的封閉,拉低了人們對風險容忍的閾值。如果在從前,上海交大發生的這種小沖突,可能上不了新聞,也引發不了爭議。這對校方來說,無疑會形成一種壓力,進而磨損學校開放的動力。
所謂安全至上以及其帶來的無限責任的壓力,影響的不僅僅是高校大門的開放,還包括中小學和幼兒園的教育方式。課間不讓孩子下樓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2024 年 9 月,教育部明確中小學生課間從 10 分鐘延長到 15 分鐘;輿論也一直呼吁改變 " 課間圈養 " 的現象,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。有的學校一度允許學生課間去操場,但偶然發生一次小受傷事故后,就又回歸原樣。孩子們大課間在戶外的活動,更多是在老師帶領下進行的,鮮有純粹的自由的玩耍。這些現象背后的本質,是整個社會對安全的過度敏感,讓各方都緊繃心弦,壓擠的卻是孩子成長的空間。《嬌慣的心靈》一書中寫道:孩子們需要一些散漫的、無人看管的時間,否則就不足以學會如何判斷風險,并操練如何應對生活中的不如意,如挫折、倦怠和人際沖突。
是時候從 " 安全主義 " 的泥沼中走出來了,我們需要凝聚新的共識:在保障基本安全的前提下,適度接受一些不可避免的風險,讓高校的大門進一步打開,也讓青少年和兒童在適度的保護中成長。